我们知道，艾滋病把我们的社会放在在刺眼的光线下，暴露出很多不足和社会的不公，包括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羞辱，包括年轻人问题、性别不平等和普遍的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全球范围内，年轻女性艾滋病感染率比年轻男性高。太多的年轻女性称他们的第一次性行为是被迫的。在一些国家，这种情况接近一半。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艾滋病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显著相关。对妇女和女孩的投入，对于制止和改变这种状况非常重要。

每天全球大约有2300个年轻人感染艾滋。许多患有艾滋病的年轻人，却不能享受治疗，或者不知道他们的艾滋病感染情况。在许多国家，年轻人被阻止接触性和生殖健康的服务，包括艾滋病检测和避孕套，这些都是由于和年龄相关的限制。

当前，全球应对艾滋病的架构有些过时，需要进行简化。简化和精简艾滋病的架构不仅能够优化构造，而且可以让责任更加明晰。这样做将会带来更深入的全球合作和更加透明的合作伙伴关系。

健康界：对于亚太地区来说，要想达到“接近零”的目标，会有一些特别的障碍吗？

简：亚太地区应对艾滋病表现出的结果有好有坏。一方面，亚太地区取得重要的进步，例如从2001年开始，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下降了26%，国内资助艾滋的财政明显增加。另一方面，疫情依然严重，有一半的人适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却没有去接受。

在有些地区和重点的高危人群，尤其是男男同性恋人群中，这些现象越来越流行。还有很多高危人群不知道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这阻碍了治疗的可及性。在区域内，用于预防高危人群的花费仅占艾滋病总花费的8%。在亚太地区，国内艾滋病筹资已经增加了很多，但是艾滋病相关的开支依然不够，而国际上的筹资也在减少。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进步和立法变化，但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政策和实践中仍存在羞辱和歧视，这些阻碍了一些艾滋病人群对艾滋病服务的获得。

反对歧视仍将是重要领域

健康界：接下来的两年里，UNAIDS将通过什么策略来对抗艾滋病？这和20年前、10年前或者5年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简：20年前，艾滋病对一个身患艾滋病的人来说等于宣判了死刑，无法治疗，希望渺茫。出于这种紧急情况，我们开始了广泛的动员和不懈的努力。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出现，艾滋病防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艾滋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共识得到极大的认同。在早期，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关于艾滋病的里程碑意义的宣言和承诺，以及2011年1月份的10个关于艾滋病的全球目标。

回顾我们走过的过去20-30年，为了达到2015年全球艾滋病目标，接下来的两年，我们需要保持已经取得的成就，对最有影响力的项目进行投资。我们要确保各国持续关注应对艾滋病的重要领域。

各国需要对艾滋病防治加强政治领导和国家自主权，深入介入到那些艾滋病患者以及各个阶段的重点人群中。我们需要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努力，重点关注高危人群和国内高发地区。各国将会有一个快速、扩张和维持艾滋病检测和辅导以及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需求，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测试。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一些区域及其他地区提供平价药物，诊断试剂和预防商品。推进人权和性别的公平。

法律、政治和实践中涉及到侮辱和歧视反对人权和阻碍艾滋病防治的条款我们一定要努力去除，这将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年轻人必须用知识武装自己，他们非常的脆弱，他们需要综合的性教育和接触艾滋病预防，治疗护理和支持。最后，国家需要为应对艾滋病保持和增加国内的资源，保证资助是直接的针对某个地方的，这样才会有最大的影响。

健康界：这些应对措施对中国将有哪些影响？

简：所有这些事情和中国的应对措施相关。对于重点人群和治疗范围扩大的关注，将对中国取得持续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中国还有一个机会通过这些得到更广阔的南南合作机会，尤其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将近90%的全球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来自亚洲，这说明艾滋病可以成为一个关于全球卫生和发展的平台，可以引发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和讨论。

艾滋病防治是一笔聪明的投资

健康界：您曾在联合国其它部门工作过，那么，和其它发展问题（如扶贫）相比较，艾滋病问题的特别之处在哪里？我们可以从其它发展问题中，得到哪些应对艾滋病的经验？

简：UNAIDS联合国系统中唯一一个多部门共同主办的一个联合项目。围绕着接近零的目标，即“零新发艾滋病感染者，零歧视和零艾滋相关疾病死亡”，它将11个联合国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秘书处的很多工作和资源整合起来。

UNAIDS的力量是，它能够从艾滋病的多角度来重视跨部门和多学科合作的问题。显而易见，艾滋病远不止是一个健康问题：它是一个发展问题，一个人权问题，是一个有关社会不公的问题，一个有关性别平等的问题。UNAIDS的项目在全球、各地区和国家层面执行，与政府、民间组织、多边组织和双边捐赠者、媒体、基金会和私人部门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在国家层面，我们通过一个联合国联合团队和支持项目共同工作。

我们知道，有效解决艾滋病是一项值得长期投入的工作，它能够兑现所有的发展部门的好处。经验显示，艾滋病是一个推进更广泛问题的切入点，比如人权、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全社会的公正。艾滋病防治可以成为一个社会转型发展的探路者。

健康界：很多国家的艾滋病现在已经是低流行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艾滋病问题继续保留在政治议程中，会不会是一个挑战？

简：这当然是一个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也呼吁下一个有关艾滋病的发展规划要“实现摆脱艾滋病的未来的愿望”。但这一发展规划是宏伟、复杂和紧凑的，而我们还不应该自满。如何在2015年之后的规划中定位艾滋病是关乎未来的关键问题。战略定位后还需要具体的努力，尤其是对亚太地区而言，在那里，艾滋病的流行相对集中并且流行状况不那么清晰。

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防治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引擎或是着力点。我们知道，艾滋病防治是一笔聪明的投资，艾滋病防治可以加强卫生系统，通过民间社会的参与、任务的转移、捐赠方协调、改进采购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例如，针对艾滋病的母婴传播可以提供一个平台来满足孕产妇和儿童的需要，以及和性和生殖健康有关的权力；扩大结核病/艾滋病联合服务有助于降低结核病患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应对艾滋病的工作英特在推动千年发展目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健康界：经过32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很多人说艾滋病已不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你怎么来回应这些声音？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对艾滋病投入那么多的关注？

简：过去的30年里，在应对艾滋病方面，世界取得了很大进步，这点毋庸置疑：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疾病救治、逆转率病毒治疗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的新发明。但是应对艾滋病的工作没有结束。全球估计还有350万人身患艾滋病，每年有23万新发患者，有16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艾滋病仍然是育龄妇女的首要死亡原因。我们看到，在一些地区和一些主要受影响的人群中，艾滋病仍然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