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写过几本《近距离看美国》的林达是带着一本书去巴黎的。他们（林达实是一对夫妇的笔名）是文革后中国最早的大学生，从“革命”的年代里走了过来，揣一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书——雨果的《九三年》——去当时的“革命现场”，一切都自然、合理，却又令人回味。这本书，与其说是可供“阅读”的文本，不如说更是一个符号，它将两个人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中的大事件联系到了一起。

而我们，在2006年年末，带着一本字典去了巴黎：一本能装在口袋里的《法汉小词典》。其作用是完全实用性的，为了帮助我们读懂景点的说明，也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应付一下不会说英语的法国人。我们是改革后生长的一代，探访“革命现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去“旅游”和“消费”的。

其实，我也曾有过和革命很近的时候。如果我是在六年前，甚至四年前去巴黎，应该我也会带上一本同样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00年夏天，我用大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文。那是学校规定每个大一学生都必须完成的“学年论文”，各科老师给出的题目中自由选择。我大一时选修了一门世界史，“法国大革命”是绕不开的话题。老师课堂上的讲解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只是隐约觉得“这里面有戏”，便选择它作为我人生中第一篇最称得上“论文”的论文主题。

大一学生还没有受到太多学术训练，与高中时期相比，最大的长进似乎只是知道了写论文一定要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我那篇论文的主要参考书目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托克维尔何许人也，我当时并不了解，对朱学勤，还算略知一二。我那时是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小文青”，我熟悉的是舒婷、北岛、顾城的朦胧诗。只是因为读诗之余也基本会乖乖地把老师推荐的每一本书都找来翻看，所以读过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

这两本书给我的震撼是空前的。我至今仍记得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那份激动。革命的激情和一次次在书里出现的“自由”、“平等”，那种完全不同于我对“学术作品”预设的文风轻而易举地让我把文学梦想抛在了脑后。那篇论文最后写成什么样，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的一个“灵光一闪”：看到托克维尔讲的18世纪法国人的“非宗教倾向”时，我盯着天花板，突然蹦出一个句子——“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虽然攻击宗教，但却并非没有信仰。革命成了他们的信仰”。就这样一句话，着实令我兴奋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思考”是件很有趣，很令人兴奋的事。

这些“革命”的激情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大学四年甚至工作之初。只是后来，这些“革命”的理想成了“立场有问题”的“罪证”，而“思考”，也似乎只能让“上帝发笑”。于是，去巴黎的时候，我们只带了一本能装在口袋里的小字典。

我们带回来的，却是三本字典——在巴黎的好友汲哲和刘露又送了我们两本，一本《汉法字典》，一本《英法字典》。这一次，可不是小字典了，而是砖块一样的大字典。可我们，像是面对所有免费的礼物一样，生怕不带走便没有了似的，乐呵呵地把沉重的它们背回了林雪平。

（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