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一直未能写完的采访手记。我第一次写下这个标题，是在9月16日，医生徐文被其5年前的患者王宝洺砍成重伤的第二天。那天，我在同仁医院待了大半天，不由产生一种虚幻之感：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血案的同仁医院吗？

当天的同仁医院，表面上看一切如常，患者依然川流不息，导医小姐依然亲切。只有当我开口询问，异样才会出现——医生和护士们一边小跑着远离我，一边嘟囔着：“我不知道”，“我昨天没上班”，或者干脆称，“医院不让我们和记者讲话。”

愿意接我话茬的，主要是几个清洁工。一位女清洁工提到徐文不免惋惜：“只有四十多岁，人好漂亮，还没结婚……”还有一位清洁工说：“警察刚刚把医院的垃圾翻了个遍，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把砍人的刀……”不过，即便是他们，也都是欲言又止。

最热情的，当属大门口那一帮票贩子了。他们指点我：“你去四楼的耳鼻喉科，那里也有票贩子，他们应该看到了头一天的情况……”

我不知道该为这种平静感到庆幸还是悲哀。前一天晚上，在微博上，医生们的愤怒、恐惧和不满曾倾泻而下。可微博的世界在这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苍白与无力。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医疗、健康领域的记者，我深知医患冲突问题的复杂性——事实常常在模糊的灰色地带摇摆。就像此次事件，表面看是患者的暴力与偏执，背后则既有司法的不作为，也有医生的沟通不足和整个医疗体系的低效率运转。

但当暴力来袭，连那种“物伤其类”的痛楚都无法表达，这是怎样的感觉？更何况，这种暴力，已经演化成年年有、日日有的常态了——想象一下，上班要带“防狼器、辣椒水”？

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才能让人如此忍耐，连愤怒的权利都没有？

这当然不是正常的缄默。很快有医生透露，他们曾收到医院信息平台发出的短信：希望大家相信北京市委市政府、卫生局及医院各级领导会妥善处理，如有媒体或陌生人采访或打听，要上报医院宣传中心，由医院统一接待。

这也是医院处理此类事件的一贯反应：自己理亏时，不想说；怕越描越黑时，不敢说；觉得说了也白说时，不想说；怕一件小事聚集成成千上百的“群体性事件”时，不敢说；受到上级压力时，更无法说——在“维稳”的压力之下，政府和医院都希望“大事化小”“拿钱买平安”，还有人会担心头顶的乌纱帽。可就这样一直和稀泥？

医院习惯性沉默，医生们也无法表达愤怒——身为“单位人”的他们，没有用脚投票的自由，也就缺少了自由呼喊的权利。

他们也缺少代言人。为了通过医改法案，美国民主党花了100年的时间游说医生组织——美国医学会；为了反对那条会改变医院领导和医生之间制衡关系的法律，法国的医生组织了大游行向萨科齐示威；而中国的大多数医生，对历次医改，只表现出无尽的沉默，和仅限于小圈子内的不满与牢骚——他们并没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更没有办法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

也有医院院长和知名专家被请进中南海纵论医改，但他们不能被视作医生的代言人。医院内等级分化，医院、大专家、小大夫、护士，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医院和医生的诉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至于那些GONGO（官办NGO），就更别提啦！

与美国医生们铁板一块、高度组织化不同，中国医生们虽然身处“单位”，实则是一盘散沙。同样一盘散沙的还有患者——除了网络上一些松散的患者论坛，也没有像样的患者组织，甚至，患者们连GONGO都没有。

于是，当委屈甚至伤害袭来的时候，医生只能以个体之力在微博上互相取暖，一起构建自己对这个职业的或好或坏的想象。他们该感到幸运吧，至少还有微博。患者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的委屈和愤怒同样无法抒发，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去医院设灵堂、摆花圈——去“闹”吧。

没有代言人之间的对话博弈，没有达成共识的游戏规则，这两个一盘散沙的群体积怨日深，并随时可能演变成个人恩怨，最终酿成个体间的悲剧，就像王宝洺两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对徐文的恨意一样，“血债要用血来偿”。

一位医生问道：“这个社会到底顽疾在哪里？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百姓做错了什么，还是我们大家都在淤泥之中？”

在这片淤泥当中，能改变当前这种双输局面的，惟有医生和患者自己。将你的愤怒说出来吧，免得那些被压抑的愤怒最终演变成血淋淋的刀枪。

只是，当这个社会常常以“善”的名义不分是非时，去哪里说，说给谁听呢？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