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9年入大学，读的是新闻传播系中的“新闻学”，也是现在被人批评为“什么都不是”的专业。大一很少专业课，只有《中国新闻史》和《西方新闻史》。后者是展江老师教的，似乎是从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开始讲起。但对我来说，第一次课留的作业印象更深——让每个人读《普利策传》、写读书笔记。那种视“扒粪者”为新闻最高境界的印象就是那时形成的吧？

大二开始学新闻采写，第一位老师是从清华外聘的李希光。似乎整个一学期都在学导语写作和会议报道——其实，是在学习如何从浩瀚信息中发现新闻选题和刁钻的角度。他最常做的事就是让我们对比《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对同一条新闻的不同处理。这时候，他的价值观似乎和他那本《妖魔化中国》有点偏差——《人民日报》总被批判，《中国青年报》最受推崇，《南方周末》也是正面形象。

李老师偶尔会让他的研究生包丽敏给我们代课。包丽敏后来是“冰点”的名记，现在是某周刊的执行主编。“华尔街日报体”就是包丽敏讲的。当然，她说的好像是“和大家一起学习”。

有一次课上，包丽敏提出，让每个人都说说“为什么学新闻”。那节课我记忆尤深，对比当天课堂的情况和10年后的我们，更会觉得有意思：

那位说“为了曲线救国”的同学，现在一家“中国”开头的机关报，常常触及完全可以救国的国家机密，并以此得过一次“中国新闻奖”。

那位说“因为新闻有意思并且收入高”的同学，现在某特区宣传部工作了，不知他是否会给记者下发封口令？

那位说“学了新闻后悔了，因为原以为新闻是丰富的，学了才发现操作手法枯燥单一”的腼腆男同学现在是央视某栏目的制片人。

那位说“为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同学，现在一家国字头的演出公司工作，还自己开了个公关公司，做小老板了。

那位说“因为崇拜朱镕基”的同学，现任职于某政府部门，真的离朱镕基的工作不远了。

更多的同学，说是“因为阴差阳错”——我们学校是提前招生，同学们的高考志愿原本填的是“北大中文”、“复旦金融”、“中国政法”之类。但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战斗在天涯海角的都市报、行业报中，给我一种“咱在祖国各地、各行各业都有关系”的美好感觉。

至于我，我说的是“因为初中的时候爱看《读者》，常常看得痛哭流涕，所以想当记者，写关于老百姓的，能让人流泪的新闻”。可是毕业后我去了“要站在总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某周刊，然后回炉念了两年书，接着又供职于一家为某个行业“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的杂志——总之，都在拿“纠结的体制”做文章。所以，原本发达的泪腺日益枯萎，愈加爱做抽象的脑力劳动了。

那种“能让人留泪的新闻”，如果曾经写过，大概大二的时候带着大一小朋友采写的那篇《打工子弟，成长在城市边缘》还算一篇吧。

嗬，有什么好唏嘘的呢？想起16岁的时候，和要好的朋友在校园的月光下漫步，我说“要学新闻”，她说“要学法律”——因为我们都想“伸张正义”。就前半句话而言，我们都如愿以偿了。

后半句话呢？她毕业后进了上海的一家检察院，刚工作时对我说：“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审问那些非法摆摊设点的小商小贩。”

想一想，这也该算是“伸张正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