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mon From Lake Vänern

对镉米污染区的农民进行粮食补贴，让他们能吃到净米，这对于我们这个财政如此充盈的国家而言，难道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一

看了同事宫靖本期的《镉米杀机》，想起我怀孕时的一份饮食注意清单。

怀孕的时候我在瑞典。在自测怀孕，并与社区护士联系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当地“妇女健康中心”的电话。来电者是一位助产士。按照瑞典的程序，如果怀孕过程一帆风顺，除了一次B超外，全程无需医生介入，只需一位妇女健康中心的助产士负责检查，到了生产那一刻才转给医院和医生。

我的助产士鲍拉是个温柔的瑞典美女。对于我这样首次怀孕的女性，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个小时。和以后每次半小时的检查一样，我和丈夫可以同时待在诊室里向她咨询。鲍拉问了我们一些背景问题，听了我们接下来几个月的计划，又询问了我们有什么困惑之处。她的回答耐心、细致，气氛也很轻松。后来我才知道，我和她的谈话要点都保存在电脑中，并和医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实现了信息共享。——怀孕期间，我遇到了点麻烦，不得不和医生打了几次交道，但每个初次见面的医生都对我的背景和计划了如指掌，并会作出相应的安排；这一点，对于我这个需要在瑞典和法国往返的“游学生”来说，真是十分重要。

扯远了，游学期间瑞典怀孕、法国生子的曲折历程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回到正题。第一次见鲍拉，她给了我一份饮食注意清单，叫作《两个人的食物——给孕妇及哺乳女性的建议》。这看起来稀松平常，中国的妇幼保健机构也会给孕妇类似的饮食指导。

但在读到“鱼和海产品”一段时，我有些惊讶了。瑞典人常食用的海产品被分为三类：“不限量食用”、“每月仅限一次”和“禁止食用”。令人奇怪的是，同样是三文鱼，竟被分别列在前两个部分之中。“不限量食用”的，是“三文鱼，太平洋西海岸”；“三文鱼”后面专门加了一个注释，标明“仅指右边标注的地点和种类”。而“每月仅限一次”的，则包括“来自波罗的海、波的尼亚湾、维纳恩湖、韦特恩湖的野生三文鱼”（Wild salmon from the Baltic Sea, the Gulf of Bothnia, Lake Vänern, Lake Vättern）。除了三文鱼，还有几种出自这几个水域的鱼同样被归于“每月仅限一次”之列。

太平洋西海岸的三文鱼味道鲜美，这是世界公认的。波罗的海和波的尼亚湾因海水循环不畅、又是港口，污染严重也有所耳闻。但为什么瑞典境内这些大湖和周边海域的三文鱼只能限量食用？维纳恩湖和韦特恩湖是瑞典第一和第二大湖，也是欧洲第三和第六大湖，湖边景致宛如人间仙境，湖水之清澈何止清可鉴人，从中捕获的硕大三文鱼照片也常常见诸报端。这样的鱼对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来说会有什么问题？

二

在分类之前，“鱼和海产品”小标题下还有一段说明：“总的来说，鱼是有益于你的。但是，有些鱼包含有害的污染物或者细菌，应该加以避免。”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排入水中，难以被水中微生物分解，经过“虾吃浮游生物，小鱼吃虾，大鱼吃小鱼”的水中食物链，浓度逐级加大，这并不是什么新闻；至于这些重金属超标对胎儿脑神经等方面的影响，医学界也早有研究揭示。不过当今瑞典重视环保的力度称得上全球翘楚，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问了瑞典友人，答案是，三四十年前，瑞典的这些大湖都曾遭遇过工业污染，尽管早就开始治理，汞等重金属的问题也大大缓解，但瑞典的卫生部门和医学家认为，对于孕妇和婴儿来说，三四十年前工业污染排放的有害物质仍然可能是危险的。

文献资料验证了这位友人的说法。以维纳恩湖为例，一篇2001年的论文谈到维纳恩湖的汞超标问题，指出“尽管60年代从源头流出的废水中汞水平有了根本性的减少，但附近湖泊沉积物中汞的水平从70年代中期以来只下降了一半多。狗鱼（Esox lucus）体内汞的水平在同期下降的幅度相似。”

我还查到一篇1969年的论文，标题就叫《维纳湖的污染问题》。

也就是说，四十年前的污染，让瑞典人至今对维纳湖里的鱼心有余悸。

瑞典工业化起步较晚，当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时，瑞典的工业化不过刚刚开始。但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并为日后的繁荣打下了工业基础，二战后至1970年代实现了经济飞跃，依靠森林、铁矿和水力三大自然资源，发展并形成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械制造四大传统工业体系。但这同样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也有过砍伐严重、污水横流的阶段。

但瑞典似乎也是较早开始反思工业化弊端的国家。1960年代末开始，瑞典对工业结构进行了调整，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1969年，瑞典出台第一部环境法，同年第一个环境法庭随之成立。

此后，瑞典工业公司要想排污，必须经环境法庭许可。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和各种环境处理企业也纷纷成立。以水污染为例，负责污水处理的水利公司不光监测水质、公开结果、进行污水处理，还与各个工业企业保持良好合作，与其对话，因为所有水污染的根源是工业企业的排污——如果无法将污染控制在源头，再先进的处理方法也只是亡羊补牢，并且成本高昂。

即便今天已有很好的环保政策、环保技术，瑞典卫生部门对维纳恩湖、韦特恩湖中鱼类的担忧仍然不是杞人忧天——没办法，事实和数据摆在那里呢。

当然，刚才引用的那篇2001年的论文中也提到了，虽然狗鱼（Esox lucus）体内的汞含量较高，维纳恩湖中的鲈鱼和三文鱼体内汞水平并不高；比起位于同一地区而没有受当地汞废水污染湖泊内的鱼来说，维纳恩湖鱼体内汞的水平相对来说也不算高。“据估算，湖内鱼类总生物量所含的汞不到湖泊底部沉积物上层活性生物层所含汞总量的千分之一。”这些，大概就是维纳湖的三文鱼仅仅是被限量食用，而没有被禁止食用的原因吧。

三

以中国的标准来看，瑞典卫生部门实在是小题大作——有多少中国居民，现在就生活在化工厂旁边，闻着废气、喝着废水生活？这些区域的孕妇和婴儿难以幸免，这些区域生产的稻米鱼虾运到全国各地，更有多少人会通过食物链获得重金属！

我在欧洲两年，参与的硕士项目叫“健康与福利动力学”，涉及多个学科，在瑞典的半年里，许多课程都围绕“健康与社会变迁”展开。一位老师曾经将当今俄罗斯、南非的人口死亡率与健康问题与二十世纪初的瑞典作了比较，发现了很多共同点，他将其归之于三者社会发展阶段的相似。而在我看来，中国今天的人口健康问题也和工业化早期的瑞典有诸多相似之处——大力发展工业，流动人口增多，环境污染加重，而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却有巨大的缺口……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似乎没有人能逃脱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但是，这些看似规律性的论断是否很容易将现实的问题遮蔽？也很容易成为政治不作为的借口？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在用“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作借口，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不是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我看到我的家乡自10年前陆续引进苏南和浙江的化工业，我和许多人一样厌恶这些化工厂；我也看到，这些工厂为我下岗的姑姑和姑父提供了工作，使他们得以供我表妹完成大学学业。

有人说，这是后发国家的宿命。一个常见的论调是，今天的欧洲，之所以能在环保领域坚持高要求，是因为他们将低端产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和贫穷的第三世界。我同意这一点，就像欧美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一样，苏南和浙江的化工厂也因同样的理由到了我的家乡。这是摆脱不了的宿命吗？

几年前，我在一次全国两会上遇到了家乡的父母官，我问这位曾经是农业教授的县长：“有没有可能只发展现代农业、现代渔业，而不要引进化工厂？”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被直接忽略掉了。在当时初出校门的我看来，通过省内财政的转移支付，对苏北农业进行高额补贴，让当地跳过工业化的阶段，成为本省甚至外地的大粮仓，是个两全其美的作法——这和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道理大概差不多。

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嘲笑我的天真。但到了今天，我还是相信，这不是个完全天方夜谭的想法。只不过，可能有太多事情并非这位县长所能左右。

对比镉米事件和我在瑞典的这份孕期清单，我想说的是，即使这是我们的宿命，事实上也有办法让身处其中的个体更少些痛苦。比如，对镉米污染区的农民进行粮食补贴，让他们能吃到净米，这对于我们这个财政如此充盈的国家而言，难道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当然，还有些事情，需要更具技术性的解决方案，需要多个部门进行跨学科的合作。比如，让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对维纳恩湖的鱼限量食用，这是卫生部门提出的健康建议，它建立在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础上，而流行病学的调查又建立在环保部门长期环境监测的结果之上；这个建议针对的是高危人群，而非所有人群，显然也不同于许多一刀切的决策。类似的研究，是我们的科学家没做，还是做得不好，或者做得很好但无法转化成政府决策？

除了劣势，后发国家也有优势——从前者那里找到经验，并且可以“拿来主义”，少走些弯路，让人们少承受些痛苦。可比起那个劣势，这个优势似乎被强调得太少些了吧？